贡茶制度的历史诟病与深层影响
贡茶制度，历来为后世所诟病，其核心问题集中于制度设计的剥削本质与对底层民众的深重压迫，具体可从两方面展开分析：
其一，榷茶制度的垄断性剥削，是茶制度遭骂的核心原因。
这一制度的核心逻辑，是将茶叶的种植、加工与贸易全纳入官方专营范畴，民间严禁私自涉足 —— 无论是茶农擅自种茶，还是商贩私下贩茶，均属违法。
榷茶制度并非元朝首创，宋、元两朝均有推行，但二者的核心目的截然不同：宋代推行榷茶，主要是为了 “以茶易马”，通过茶叶垄断换取国防所需的战马，服务于军事需求；而元朝的榷茶，则完全是出于财政考量，将其作为增加国库税收的重要手段。为强化管控与征税，元朝还配套推出了 “茶引”“茶票” 等制度 —— 茶商需先向官府购买茶引（相当于茶叶经营许可证），才能合法贩茶，且过程中所征税额异常繁重。
无论榷茶制度的形式如何调整，其利益分配的逻辑始终未变：最终获益的永远是封建官府，而承受所有损失的，都是底层的普通百姓。对茶农而言，他们需按官方要求种植茶叶，收成后多被低价征购，辛苦劳作却难获温饱；对茶商而言，高额税费与严苛管控让利润被层层盘剥，稍有不慎便可能因 “私茶” 罪名倾家荡产。在这样的压迫下，百姓生计无以为继，最终爆发了多起茶商与茶农联合的起义 —— 这并非百姓主动反抗，而是 “活不下去” 后的无奈之举。
及至明、清两朝，对茶户的剥削虽较元朝有所缓和，但本质上仍未脱离压迫的范畴，只是压迫的方式与程度略有减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底层茶农的困境。
其二，贡茶采摘的极端化与贡茶院的 “迁徙式破坏”，进一步暴露了贡茶制度的残酷性。
到了明朝，朝廷对茶叶的管控改为 “榷茶” 与 “常规征税” 并行，但贡茶的标准却愈发严苛 —— 此前的贡茶尚包含多种形制，此时却明确改为 “进贡茶芽”，且皇帝仅饮用茶芽尖端，对茶叶品质的要求达到了极致。
元朝诗人杨锡翁在《咏贡茶》中曾写道：“百草逢春未敢花，御茶蓓蕾拾琼芽。武夷直是神仙境，已产灵芝更产茶。” 诗句表面上盛赞武夷贡茶的珍贵，将其比作灵芝，凸显武夷山茶区的 “神仙境” 特质；但细究之下，却暗藏对贡茶制度的批判 ——“百草逢春未敢花” 时便 “拾琼芽”，恰恰说明贡茶的采摘时间过早：为抢占 “芽尖”，茶农需在茶树刚萌发蓓蕾时便强行采摘，这严重违背了茶树的生长规律，不仅摧残茶芽，更会导致茶树因养分耗尽而逐渐枯死，最终陷入 “无茶可贡” 的恶性循环。
明初嘉靖年间，武夷九曲溪畔的御茶园，正是因 “本山茶枯” 而彻底荒废 —— 过度、过早的采摘，让当地茶树失去了再生能力，曾经的御茶园最终沦为荒地。
若纵观历代贡茶院的变迁，更能看出这种制度的破坏性：唐代的贡茶院设于浙江顾渚，宋代迁至福建建阳，明代再移至福建南平。贡茶院的 “一路南移”，实则是对各地茶园资源的 “迁徙式扫荡”—— 每一处贡茶院所在地，都会因皇室对贡茶的无限索取而逐渐衰败，待当地茶树枯死、无茶可贡时，朝廷便会将贡茶院迁至新的茶区，继续新一轮的剥削。
清代学者董天工在《贡茶有感》中曾直言：“贡自高兴始，端明（蔡襄）千古污。” 这句诗直指贡茶制度的两大 “罪魁”：一是元朝的高兴（曾主导武夷贡茶的采办），武夷贡茶的繁重索取正是从他开始；二是宋代的端明殿学士蔡襄 —— 蔡襄虽为著名茶学家，著有《茶录》传世，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但他亦是宋代榷茶制度的重要推动者，更曾为迎合皇室喜好，将原本形制较大的 “龙团凤饼” 茶改为小巧的 “小团茶”，以便于进贡。为满足贡茶需求，蔡襄对茶农实施了严苛剥削，要求茶农每年免费缴纳贡茶，让无数茶农陷入 “衣食无着” 的困境。
无论是宋代的蔡襄，还是元朝的高兴及其子，他们的行为本质一致：为讨皇室欢心、满足贡茶需求，不惜对底层百姓横征暴敛，不仅让当地百姓生活艰难，更将原本繁荣的茶园破坏得 “一地鸡毛”，许多茶树因此彻底失去生长能力。也正因如此，董天工才会直言他们 “千古污”—— 即便有其他功绩，也难掩贡茶制度剥削带来的千古骂名。
综上，尽管贡茶制度在客观上曾推动茶叶种植技术与制作工艺的发展（如为满足贡茶标准，茶农会被迫改进种茶、制茶技术），但其本质仍是封建王朝对底层茶农的残酷剥削，它以牺牲百姓生计与茶区生态为代价，极大加重了茶农的负担。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这样一套服务于皇室私欲、践踏民生的制度，理应被摒弃，其历史诟病也值得后世不断反思。
杨锡翁是元代的一位诗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留存较少，但他的《咏贡茶》诗被一些文献所提及。其《咏贡茶》全诗为：“百草逢春未敢花，御春蓓蕾拾琼芽。”
这句诗的大致意思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普通的百草都还不敢开花，而此时专门为皇家采摘贡茶的人已经开始采摘那些如美玉般珍贵的茶芽了。诗中生动地描绘了贡茶采摘之早、茶叶之珍贵，以及贡茶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当时贡茶制度下茶农的辛勤付出以及皇家对贡茶的特殊需求。
四、宋代以后的贡茶
元代始于武夷置场官二员。大德三年(1299)，茶园有120 所，设焙局(茶厂)于四曲溪，称为御茶园，焙工数以千计，大造贡茶。
董天工《武夷山志》：“至元十六年(1279)，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数斤入献。至元十九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茶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
董天工在他的《贡茶有感》中挥毫感慨：：“贡自高兴始，端明(蔡襄)千古污。”
又说：“大德五年，兴之子高久住为邵武路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创焙局(茶厂)，称为御茶园。 ……设场官二员 领其事。后岁额浸广，增至二百五十(户)，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千饼。至正末(1367)额凡九百九十斤，明初仍之。嘉靖三十六年(1557)建宁太守钱嵘因本山茶枯，御茶改贡延平，自此遂罢茶场，御园寻废。”
这段记载说明：①开始采1斤贡茶要4户人工，后为每户采 1.5斤。依此推算，990斤茶，要660户采工。武夷全部居民都 劳役于贡茶。无怪董天工说“蔡襄千古污”了。②明初改贡芽茶，未到春来，就滥采茶芽。正如元代杨锡翁咏《咏贡茶》说： “百草逢春未敢花，御茶蓓蕾拾琼芽。”这样摧残茶芽生长，使茶树枯死，无茶进贡，结果不得不罢茶场，改贡延平(今南平)。
武夷贡茶鼎盛于元朝。元亡明兴，贡茶制度仍沿袭前朝，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皇帝朱元璋诏令全国产茶之地按规定的每岁贡额送京，并诏颁福建建宁（按，武夷山当时归属于建宁府）所贡的’茶为上品。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并下令不得辗捣为“大小龙团”，按新的制作方法改制成为芽茶入贡。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由于御茶园疏于管理，茶树枯败，茶业衰落，武夷岩茶遂免于进贡。御茶园前后经历255年。它的兴废，引起了后人的深深喟叹。编纂《武夷山志》的清人董天工在
《贡茶有感》中写道：
武夷粟粒芽，采摘献天家，
火分一二候，春别次初嘉；
壑源难比拟，北苑敢矜夸。
贡自高兴始，端明千古污。
御茶园精制贡茶，取悦天子，源于进献贡茶的北宋蔡襄（曾任端明殿学士），其造成加重茶农负担，理应受到抨击。但由于御茶园悉心栽培和精工制作贡茶，使武夷岩茶品质益精，影响日大，独秀于茶坛，称雄于建州，为世人青睐，被皇帝天子所确认，进一步确定了武夷岩茶正统的高贵地位，其客观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